说起南坝大队，那是塞北的一块硬骨头地。那年秋天，风刮得紧，吹在脸上像小刀子乱划。十几个知青像是一口袋麻子撒在了地缝里，各奔东西。吉生——也就是咱们故事里的这位——被安排住在老乡家一间空屋里。屋子是土坯垒的，地皮是泥抹的，除了炕和桌子，就剩他手里那个蓝幽幽的煤油炉子。

头一晚，吉生想显摆显摆城里人的利索。他淘了米，加了水，火苗子跳得欢实。锅里咕嘟咕嘟响，水汽冒了一屋子。吉生心想：“这做饭也没啥难的嘛！”等他揭开锅盖一尝，哎呀，那高粱米硬得跟铁豆子似的，嚼在嘴里嘎吱响，咽下去拉嗓子。他独自坐在炕沿上，看着那锅半生不熟的饭，心里头一回觉得这“活命”二字不轻省。原来在城里吃现成的，那是理所应当；到了这儿，连口热饭都得靠真本事。

第二天，队长推门进来了。队长姓王，是个脸皮紫红的老汉。他瞧见锅里那剩下的夹生饭，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，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过了两天，队长又来了，说：“吉生啊，你一个人开火不是个事。搬到海青家住吧，他娘是个利索人，能让你吃上口舒心饭。”

海青家也是三间土坯房，家境不宽裕。海青娘话不多，见吉生搬着铺盖进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以后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，别嫌粗茶淡饭就行。”吉生赶紧应声：“只要能熟，啥都行！”

日子就这么搭伙过开了。可生活这本经，光靠吃饭可念不完。

队里派了活，头一样是“间垄”。两垄玉米两垄土豆，得把地里那些多余的、细弱的苗给拔了，给壮苗腾地方。吉生学着老乡的样子，猫着腰，在地垄沟里一点点往前挪。刚开始还觉得新鲜，可没过半个时辰，那腰就像被人塞了一把生锈的锁，死活转不动了，酸疼得要命。

队长在后头喊：“吉生，腰直起来缓一缓！别在那儿磨洋工！”

吉生咬着牙，汗珠子顺着鼻尖往下滴，大声回了一句：“没有事！不怕！”

接着又是“刨土豆”。每人发一把镐头，木柄磨得发亮，铁头沉得坠手。吉生抡起镐头朝土垄刨下去，一镐，两镐，泥土翻开，金灿灿的土豆蛋子就滚了出来。这收获的劲头一上来，疲惫倒也忘了三分。可等收工往回走，那两条腿就像是借来的，每迈一步都得费老大的劲。

晚上躺在海青家的炕上，海青早就呼噜震天响了。吉生瞪着眼瞧着漆黑的房梁，腰上的疼像潮水，一波一波地往脑门上钻。那是种闷疼，仿佛骨缝里生了锈。他心想：以前在城里，粮食是粮店里的数；现在在这儿，粮食是腰上的疼。这一寸一寸从地里抠出来的东西，哪能不金贵？

这腰疼整整缠了他三个礼拜。三个礼拜后，疼劲儿慢慢散了，吉生发现自己手掌上磨出了一层薄茧。他看着那层茧子，心里倒踏实了，心说：这回算是跟这块地接上头了。

老乡们看在眼里，也开始跟这个城里后生亲近了。吉生是个有心的，清晨出工见着老农，先大声喊一句“老大爷”；傍晚收工瞧见大娘挑水，他顺手就接过来。那些老人们坐在大槐树底下议论：“吉家这后生，不糊涂，是个实诚孩子。”

到了1976年，大队讨论吉生入党的事。那天会场里烟雾缭绕，老党员们一个个表态。最后是全票通过。队长拍着吉生的肩膀说：“吉生，这票是你用镐头刨出来的，大家伙心里都有数。”

入党没多久，机会像连珠炮似的来了。先是部队招特种兵，知青点里炸了营，谁都想穿那身衣裳。吉生条件好，大家都以为他铁定要走。

县委工作组的同志找吉生谈话：“吉生同志，你是咱们大队的培养对象，组织上希望你留下来，带带大家。”

吉生回了屋，躺在炕上翻饼。一边是穿军装的威风，一边是乡亲们那信任的眼神。他想起海青娘给他补的袜子，想起队长教他刨土豆的劲头。他最后叹了口气，心说：“由他去吧，这儿离不开我。”

没过多久，北京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又送到了。红晃晃的字，看得人眼晕。上大学啊！那是多少知青做梦都想的事。吉生拿着那张纸，在煤油灯下看了半宿。

工作组又来了，意思还是那个意思：希望他留下。

吉生最后找到了民兵连长赵海泉。海泉也是个干活不要命的好后生。吉生把通知书往海泉手里一塞，说：“海泉，你也是连长，这名额你带走吧。我在这儿还没干够，大队的事儿刚上手，我不能撤。”

海泉愣了半晌，眼圈红了：“吉生，你不要糊涂了！这可是进城的机会！”

吉生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心里有数。你去了好好学，回头给咱村争光。”

海泉走了，吉生接了民兵连长的担子。六百多号基干民兵，那可是南坝的精锐。吉生第一次站到队前，看着底下那一排排黝黑的脸庞，心里也有点打鼓。这帮人里有退伍的老兵，有十里八乡有名的壮劳力，凭啥听他一个知青的？

吉生想起了父亲的话：“带兵先带心。”

他没摆官架子。训练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到场，检查枪支，整理场地。收操的时候，他最后一个走。农忙时，他把民兵分成十四个排，让大家先顾着地里的活，农闲了再玩命练。

有个排的老兵，动作老是慢半拍。吉生刚想上去呲哒两句，过去一瞧，发现那老兵腿弯处缠着厚厚的布。一问，是以前落下的关节炎。吉生忙说：“大叔，您这腿不行，这课目您就在边上指导，别亲自上手了。”

老兵感激地看着他：“连长，你这人，真不赖。”

管民兵他顺了手，大队又让他管文宣队。这下吉生犯了愁，他连五线谱都认不全，怎么管这帮吹拉弹唱的？

第一次看排练，队员们问：“连长，你看这调子起高了没？”

吉生实话实说：“我不懂调子，但我懂肚子。以后排练晚了，大队部供饭，管饱！”

队员们哄堂大笑，气压一下子就松了。吉生虽然不懂戏，但他懂人心。谁家老人生病了，他帮着找赤脚医生；谁家闹矛盾了，他去给评理。县里汇演时，有个节目因为“土气”差点被否了，吉生梗着脖子跟评委争：“这节目有土腥味，有汗珠子味，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戏！怎么就不行？”

最后，节目得了奖，文宣队的姑娘小伙子们围着吉生跳。

那段日子，吉生学会了怎么当头儿。不是靠嗓门大，是靠事儿办得实。他后来常说，南坝的地，那是他的“启蒙老师”。

有一回，他跟县委工作组的王奇去“放秋垄”。霜降以后，得把玉米根切断，这叫催熟。玉米叶子像小锯齿，划在胳膊上，又疼又痒，再加上汗水一激，那滋味绝了。

王奇一边干一边说：“吉生，这苦受得值不？”

吉生头也不抬：“值！不遭这份罪，哪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？不遭这份罪，哪知道老百姓想要啥？”

地还是那块地，风还是那个风。

这种“务实”的劲头，后来成了吉生一辈子的底色。他当了医生，当了院长，推行改革时，总有人说这不行那不行。吉生不跟他们吵，他总会想起南坝的那锅夹生饭。他明白，任何漂亮的政策，要是不能像土豆一样从地里刨出来，那就是虚的。

叙述到这儿，故事也就差不多了。吉生在那片黑土地上跌了跤，也长了肉。他从一个连饭都煮不熟的“外来客”，变成了乡亲们心里的“自己人”。这种信任，不是靠名利换来的，是靠那一镐头一镐头，实打实刨出来的。

如今的人们爱讲大道理，讲什么管理学、领导力。其实啊，最好的老师就在地垄沟里。你对土地真，土地就对你真；你对老百姓实，老百姓就跟你走。这道理，简单得跟高粱米饭一样，可得嚼碎了，才能养人。